“家长不戴头盔却要处理我”，老师想要安安静静地教书太难了

文|和光

半个月前，郑州某小学的一位年轻女教师，留下一封遗书自杀身亡。在遗书里，她写道：学校的工作和活动，领导的检查，让他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。

“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？”她用生命留下的这个追问，引起很多老师的共鸣。

近日，冰点周刊的一篇文章，详细披露了一线老师们被过多非教学任务折磨的日常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,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“扫黄打非”宣传教育、禁烧秸秆宣传等,还有家庭情况摸底、强制下载各类App、视频学习打卡、截图拍照留痕、填表造册、卖保险等。

这个话题不新鲜了，但这篇文章披露的一些细节，还是让人大跌眼镜。

比如学校要配合推进“反诈宣传”任务，排名靠后的要被通报批评，有学生玩手机被诈骗了10万多元，有关部门马上约谈了校长，进行批评教育；高三老师要协助县里治理不文明交通行为，学生家长不戴头盔就要通报老师；

收不上来医保，需要老师给家长挨个电话催缴；创建文明城市的时候，老师得到校门口打扫卫生，还得背诵“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”，参加考试；

寒暑假是不是就轻松了？想得美。为了防止学生溺水，老师得每天去巡河；甚至连学校食堂进出货的表格也得老师填写，为了防止投毒，一个泡菜坛子需要两个老师管理，“还不能一个人锁，要两个人锁，一个人配一把钥匙，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”……

总之，老师就是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不管多么荒唐的任务都要接。

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之后，留给教学的时间和精力只剩下了二三成，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。有老师直言，“上课反而成了一种治愈”。有些开明的校长，为了保证老师的教学时间，不得不在某些行政任务上“虚与委蛇”，能推就推，能敷衍就敷衍。但这样的校长并不多，不然也不会出现“00后女教师自杀”的悲剧了。

老师们干了这么多与教学无关的活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。统计数据、接待检查等任务，说白了，都是一场场形式主义。上面只要把这个活派下去，下面只想应付了事，有没有实际效果，没人关心。上级部门只关心你有没有“留痕”，出了事能不能甩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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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客气地说，这些林林总总的行政任务摊派到了老师头上，无异于一种权力倾轧。

行政部门各司其职，宣传反诈也好、催收医保也罢，关老师什么事呢？无非是觉得学校接触的社会范围广，不管从事何种职业，只要有孩子，总得送去接受教育，把任务派给老师，通知自然就发下去了，数据也能统计上来了。而且孩子是家长的软肋，老师一出面，家长不敢不配合，其他部门再难啃的骨头，交给学校就不成问题了。

相比其他有实权的行政部门，在地方，教育部门和学校俨然成了被轻松拿捏的弱势部门。此前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，一些乡村学校的校长就对记者直言，因办学要依赖多部门支持，学校担心拒绝后会带来更多不便，于是不得不承担下来。

这种学校和教育部门无法拿到桌面上讲的苦衷，很有可能成了地方权力体系运作的潜规则，而处在权力链条末端的老师，就成了替罪羊。

资料图。图文无关。

非教学任务如何压垮老师，社会讨论得够多了：让老师们疲惫不堪，职业荣誉感很快消失殆尽，过多地因为杂务和家长沟通，容易造成家校矛盾，让家长失去对老师的尊重……很多人随之出现心理危机，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
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有改观吗？郑州00后女教师自杀事件后，有人为之负责吗？地方有过系统性的反思和改善吗？

也不是完全没有——据说不少地方推出了教师心理培训讲座，要求所有在职教师参加，不参加的还要被罚款。

恐怕，以后老师的非教学任务中，又多了一项。

只要不离开教育系统，不离开体制，老师们难有反抗的空间，但并不代表他们只能接受现状。中央三令五申，严禁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。有些地方规定，将过去部分派发到学校的任务，改由局机关承担；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。教育能不能简单，就看权力能不能自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