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“一带一路”最终受益者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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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经济周刊》 记者 王红茹｜北京报道

今年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十周年。十年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共建国家带来诸多发展机遇，赢得越来越多积极响应。与此同时，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也纷纷设立合作平台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？在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十年间，不断有人炒作中国制造所谓“债务陷阱”，如何看待这些杂音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接受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专访解疑释惑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本质是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本质是什么？

张燕生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本质是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，能够使那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实现高质量发展，以减少全球发展中的国家差距。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，经济全球化开始出现倒退和逆转，一些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，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也扩大。在此背景下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能够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，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逆全球化冲击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如何评价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共建国家经贸发展的带动作用？

张燕生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重要突出贡献是为世界提供了发展的公共产品，相当于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公共产品，解决全球经济内生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。“发展”的意思就是一个从穷变富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。关于经济发展的路径，不少经济体都曾进行探索。历史表明，光靠政府或光靠市场行不通，要靠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、开放和改革的相互作用、公平和效率的相互作用来解决发展问题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既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，也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，为基础设施建设塑造了一个好的学习样板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在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八项行动中，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立体互联互通网络被放在首位，互联互通为何如此重要？

张燕生：我们中国人讲“要想富先修路”，全球富裕国家有不少，但无论是富国、中等富国，还是穷国以及最穷的国家，大都缺乏基础设施建设。相比国外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好，这是基于跟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，相比之下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创新，中国并不追求最先进的技术，追求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适宜的技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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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欣喜地看到，十年来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”的基本架构逐步形成。也因如此，本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构建“一带一路”立体互联互通网络，是将原来的设施联通上升到了多维度、立体化的互联互通，使未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互联互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最后的受益者肯定是发展中国家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中国发起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后，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也纷纷设立不同的平台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
张燕生：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中国发起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后，美国等7国集团于2022年6月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（PGII），这是一项基建计划，聚焦基建、气候变化和卫生健康等，以支持发展中国家。此外，美国还发起成立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PEF），其出发点是配合美国的“印太战略”，服务于美国的根本利益，并非着眼于本地区疫后经济复苏和发展繁荣。可以说，美国“印太战略”只会让地区不太平。此外，欧盟2021年底推出“全球门户”战略聚焦同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合作，近年来日本也高调宣扬“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”，并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和标杆项目，在全球层面全面启动“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”计划。

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始角逐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红利，竞争的最后结果一定会让那些穷困的发展中国家受益。现在一些国家为了跟中国竞争，大家比照着“一带一路”来做不同的平台，最后的结果或许会真正将“一带一路”平台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事业。

因此，即使很多国家都来凑热闹设立各自的平台，但最后的受益者肯定是发展中国家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

应该说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具有开放竞争的特点，这也吸引更多经济体加入投资。正所谓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，开放竞争的方式进一步使共建国家受益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“一带一路”为地区乃至全球合作与发展带来哪些经验？

张燕生：以“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、民心相通”为主要内容的“五通”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强大助推器。大量事实证明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“五通”上取得了诸多显著成果，经贸合作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。

过去十年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贡献还包括在诸多领域探索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经济合作，求“适宜解”和“满意解”，不简单追求经济和财务回报，而是讲究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为发展议题提供了相匹配的公共产品，探索出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。

“中国债务陷阱”说法站不住脚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，也引起所谓“债务陷阱”论。多年以来，中国不仅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，还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“贫困陷阱”的重要伙伴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张燕生：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其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途径，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倡议，却遭到西方政客的频繁抹黑，西方执意把自身的殖民主义思维投射到中国身上。
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陷入债务困境？为什么美国、欧洲、日本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债务问题？根源之一，是全球化陷入困境，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乏力。根源之二，是中美贸易冲突对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合作造成影响。根源之三，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了摆脱困境，实施了经济强刺激计划。其负外部性是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。加之这几年受疫情影响，西方发达经济体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引发了高通胀，为了抑制高通胀而采取的激进加息525个基本点，推动美元大幅升值，都加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偿还压力。

过去20多年全球公共债务增长5倍，远超同期全球经济增速。2010年以来非洲政府债务增加3倍，非洲平均借贷利率是美国的4倍。因此，从发展角度入手，不仅要解决债务应急安排和缓债重组安排，而且要解决低成本发展援助和债务支持。

事实证明，“中国债务陷阱”的说法站不住脚。金融危机过去的十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年均超过30%。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债务，一方面利率水平较低。如赞比亚在欧债市场发行的债券利率高达9.4%，而中国利率远低于这个水平。另一方面，国际组织建议的赞比亚债务重组方案，中国明确表示接受，并已经对赞比亚债务做了展期安排。但西方私人债权人不接受债务重组方案，使赞比亚债务安排陷入困境。纵观全球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绝对额并不多，本质上还是发展的问题，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给他们带来负的外部性冲击。

因此，从发展视角看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困境，根源不在中国。中国不仅不是“债务陷阱”的源头，还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“贫困陷阱”的重要合作伙伴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：未来中国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在携手发展的同时，如何防范债务风险？

张燕生：首先，中国作为大国，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过程中不仅要展现大国的责任与担当，还要通过一举一动努力起到示范作用，推动区域乃至世界发展。

其次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涉及诸多项目，从长远发展角度看，关键在于实现建设项目管理人才和能力的本地化，促使建设项目实现可持续运营，真正进入良性循环，从而带动整个城市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。

再次，通过合作机制约束。2017年第一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，中国同26国财政部共同核准了《“一带一路”融资指导原则》，进一步更有效地促进资金融通；2019年第二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，中国财政部发布《“一带一路”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》，鼓励有关机构利用评估结果加强债务管理，框架参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范，同时兼顾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国情和实践，对“债务陷阱”论进行了有力驳斥。

最后，中国不断以创新思维研究推动“一带一路”融资发展。2014年，中国成立丝路基金；2017年，中国加大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资金支持，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。同时，中国多家大型国有银行也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建立分支机构；中国还发挥金砖国家机制，共同探索发展债务的可持续途径和方向，助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。

责编 | 郭霁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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